试论遏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 [上一篇] [下一篇]

[ 2009-8-28 11:51:43 | 作者:刘戈青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字体:


法,按其古体字之本义为“平之如水”。可以说,司法失去了公正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而当代法治国家都将司法权的核心内涵归结为追求公正。公正司法,既是对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活动的最高目标之一。

所谓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应公正地进行司法活动,对诉讼的决断应体现公平,维护正义。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公平地对待诉讼当事人,保障其应有的地位与权利,公正而不偏袒地作出裁判。裁判的结果应符合社会正义(即公道)的要求。司法公正的科学标准是:符合事实根据,符合法律准绳,处理公平适度。简而言之,司法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公道。

党的十五大提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表明了党和人民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完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公正司法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要求。司法机关担负着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惩治腐败,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司法保障等重大使命。司法必须以公正为本,只有确保司法公正,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将依法治国方略真正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已基本作到了有法可依。与之相适应的司法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和机构不断得到加强,执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也要看到,司法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活动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司法公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199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大局出发,对遏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尖锐的意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深恶痛绝。清除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司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纯洁和健康的,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就法院队伍来说,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法办案、违法执行;三是参与搞地方保护主义,偏袒本地当事人,侵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四是违反审判纪律,泄露审判机密,为律师介绍案件,为当事人推荐律师,从中牟利;五是乱收费、乱拉赞助,诉讼费管理比较混乱;六是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耍特权、耍威风,等等。就检察队伍来说,一是执法犯法、违法办案,有的违反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违法传唤、拘押证人;二是以权谋私,以案谋钱;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的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有的乱拉赞助,占用发案单位交通、通讯工具,甚至截留、挪用扣押款物。三是作风粗暴、态度蛮横,有的耍特权,逞威风,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司法人员身上,但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法治(或法制)当下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要完成根治腐败及其他社会痼疾的任务。也可以说,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果不能通过法治这样的社会调整手段来有效遏止腐败现象,那么要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是较为困难的。应当承认,我国现行的法制所承受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它要接受腐败现象所提出的挑战和考验”(舒国滢《塑造中国法治品格》)

产生司法腐败,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传统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司法体制的缺陷,有司法队伍素质的制约,等等。我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人治的思想远比法治的思想基础深厚的多。因而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不能不对司法队伍产生消极影响。反过来说,司法腐败又助长了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司法体制上说,我国现行司法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亟待进行改革。而司法队伍人员素质不高,司法队伍不纯洁,“害群之马”混迹其中,不但使司法腐败难以遏止,司法公正难以实现,而且威胁司法的公信力,使人民群众对即使公正的司法也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从而对依法治国失去信心。因此,遏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必须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综合治理。

一、坚持司法独立行使的原则

宪法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性是司法权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司法权的行使不仅独立于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机关、组织和公民个人,同时各级法院也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上级法院影响。法官应以独任或合议形式行使审判权,彼此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以其独立见解或以合议后多数人的见解作出裁判。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人民法院实行合议庭和独任制。这就意味着只有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才是法定的审判组织,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人民法院内部除审判委员会之外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代替行使审判权。

长期以来,由于民主的制度保障较差以及封建的人治意识影响,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并没有真正落实,独立审判这一宪法原则难以真正实现,使司法的公正性难以全面发挥作用。

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他负责,受它监督,但监督的范围与行使监督权的方式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性质、职能、工作方式和目标来确定。近几年来,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在范围、方式等方面已明显地表现出不加区分地照搬监督行政机关的做法,如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所审判的案件采取评议,建议整改等方式进行监督。这势必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如果说这种监督的滥用一时取得了看的见的效果,而它对宪法原则、司法体制的破坏和负面影响却贻害深远。

根据宪法规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但实践中时常发生干预过细、党委领导直接插手案件审理,影响独立审判的情况。党中央曾反复强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其责,不能互相取代,不应互相混淆。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党委却时常过问具体案件,甚至直接对案件下“指示”,审批案件。这既违反了党中央的一贯要求,更影响了法院依法审判。再就是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应当探索既体现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又体现独立审判原则,防止对司法工作干预过多过细现象的有效形式。

从司法机关内部系统来说,也应坚持独立审判的原则。包

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审判组织与司法行政主管之间的独立,法官与其同事及上司之间的独立等。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的一些做法,如下级法院就具体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院庭长审批经过合议的案件,上级法院或司法行政主管对未结案件发表指示或指令等,都与独立审判的原则不符,应当予以改革。

为实现独立审判的原则,应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目前我国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与体制不合理,司法机关所处地位独立性不够、司法过于依附行政有关。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应重在建立一种司法权独立行使之机制,使之不因人事管理、经费供给等原因而受到其他机关的钳制。能够独立审判,对法律负责,能够有效地排除外界干扰。

中立性是司法权又一特性。司法解决纠纷和实行刑罚的职能要求,决定了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公正,坚持中立,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并获得公正裁判。作为司法裁判者,在庭审中,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体现均衡、公正。

二、改革司法权力地方化,建立单一的国家司法体制

所谓司法权力地方化,是指国家将司法权分配于地方行使,国家对此施以必要的控制与监督的体制。司法权力地方化在我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使各地方所拥有的真正的地方性的权力很少,使地方化的矛盾不显尖锐,即使司法权力在形式上已经完全“地方化”了,而实际上对于地方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既不会给地方带来多大好处,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多大危害。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中央权力下放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就暴露出司法权力地方化的弊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这种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的法治需求已经很不适应。审判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司法腐败、本地或上级党政部门干预独立审判等等,都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弊端的表现。
第一、损害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需要统一、公平、健康的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法院作为各类纠纷的中立裁判者,需要遵循统一、公正的标准,而司法权利地方化与之背道而驰。不少当事人提起到外地打官司就顾虑重重,因担心地方保护主义而找关系、请客送礼、更使司法公正雪上加霜。
第二、影响了法律的实施。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都归地
方党委领导,由地方人大产生,经费由地方供给,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他们首先对地方党政领导负责,在地方党委、人大和地方政府的影响与控制下,每当处理跨地区纠纷时,往往会竭尽全力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形成“司法割据”的局面。为了保护本地利益,地方司法人员适用国家的法律时任意歪曲法律原意,甚至干脆置之不顾,尽可能判决对本地当事人和本地有利。
第三、国家(中央)的控制难以发挥作用。由于司法机关
本地产生,司法官员由本地权力机关任免,难免不受本地挟制,国家对地方司法机关与人员的监督作用相当薄弱。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鞭长莫及,监督面窄,效果弱。
第四、影响法制的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制之下,对于同
样的情况,应当适用同样的法律,实现相同的法律效果。但是,司法权力地方化造成的“地方司法割据”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统一。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当事人利益的需要解释和适用法律,有的地方人大或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地方立法或命令的方式公然与国家法律对抗。
第五、破坏法律的权威,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司法机关
是人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司法权力地方化将司法机关变成了主要代表本地利益的地方机构,当作处理本地事务的工具,为本地的地方利益的实现而服务,难以树立法律在人民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们丧失了对法治的信心,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法制进程,并最终影响民主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建立。

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对外国不可分割,对国内的地方也不可分割。司法权对外被分割,就会影响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司法权对内被分割,就可能影响国家法律统一,最终也可能影响国家的统一。从司法权自身性质来分析,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利,不是地方自治权力。从国家政权结构来看,单一制国家法律是单一的,司法体制只有一套,全国的法院都由中央产生。司法权的地方化一般存在于联邦制国家的州一级。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完全应当建立单一国家司法系统,将法院在全国分设三级,即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或地区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所有法官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各级法院在人、财、物上完全脱离地方控制,依法独立审判各类案件。司法行政权由最高法院或中央行政机关掌握。为避免中央控制过多而破坏地方自治性,县级法院作为地方法院,处理本地方司法事务,并同时作为国家的基层法院,是司法系统的一个审级。县法院的法官可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党的领导体现在每一个任命层次上,不过地方法院不再直接接受本地党委的领导。这项改革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

第一、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相悖。真正意义上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排除司法权力由国家统一行使。行使地方权力和中央(国家)权力的最基本要求是:地方的权力,由地方机关行使;中央的权力,由中央设立的机关行使;中央在地方的事务的处理权,由中央派员行使;如果委托地方机关行使,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督措施,其中的司法权也是如此。
第二、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于一切与宪法、法
律相抵触的行为可以有效地遏止。
第三、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即使地方权力机关、行政
机关有违反中央立法的行为,司法机关亦能作出权威的判决。
第四、各国有很多此种体制的先例。例如日本是单一制
国家,其四级法院都是由国家决定设置的,法官亦均由内阁任命。其他单一制国家也极少采取由各级地方议会产生法院的做法。相反,联邦制国家才由各邦(州)议会产生本地方的法院和法官。
第五、有现实基础。可仍以原来的省级区划和地、市级
区划作为高级、中级(地区)法院地域管辖的基础,人员、机构也以现有人员、机构为基础进行改组;省级和市级地方只设议政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或其派出机关),而不再自设法院;县级仍保持现状不变。

三、强化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

没有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司法程序中透明

度不高,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妨碍司法公正,出现司法腐败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司法机关上下监督及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机制,并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法律实施状况不理想,执法滞后于立法仍然是目前制约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瓶颈因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无力监督,以致滥用权力在某些地区和部门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第一、 为了进一步协调各类监督主体的运行,需要尽快
制定出台《监督法》,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监督程序和法律责任,使各监督主体既分工负责,又互相协作。
第二、 要加强和改善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是国家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监督,在对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人事任免、重大违宪违法案件的调查等方面的职能需要得到充分发挥。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督促,强化力度,增强实效。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控制的范围、方式应做调整。基于职责分工和审判独立等原则,权力机关对司法的监督应当将重点放在对人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司法事务的监督上。国家机构的职责权限、职能分工一旦以宪法、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彼此就应互相尊重职权范围,并遵循法定途径相互制约(包括监督),这便是最好的护宪、守法,也是共同实现国家目的的最佳途径。如果权力机关对具体的司法事务(包括案件处理)在法定途径外作指示,发表意见,甚至施加压力,势必影响法院依照法律独立作出裁判。许多国家的议会都对法院有监督权,但为尊重司法,避免有干涉司法独立之嫌,各国均采用“对人不对事”的监督原则,即对法官是否称职、有无渎职等进行监督,并掌握对法官的弹劾权,但对具体司法事务不加干预。我国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完全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根据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对法官个人是否称职的监督(罢免、免职)是权力机关监督法院最直接、有效和最重要的手段。权力机关可以设立弹劾委员会以处理罢免法官的请求事项。

第三、改革司法机关的监督。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法律监督形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侦察监督、审判监督、法纪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能。由于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它自身却缺乏必要的监督,形成监督者无人监督,以致常有反贪局里出贪官的丑闻。目前司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法律监督不力有关,改革司法机关的监督程序和方式,使之不仅仅停留于形式,是司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可以考虑设立廉政公署,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划归廉政公署管辖;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以改变检、法并列的体制,克服“二虎相争”的弊端。

在目前的法律监督体制下,应当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监督和约束司法权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建立了诉讼程序规范制度、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制度、错案追究制度等一系列操作性强的制度措施,其中错案追究制度是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并且行之有效的一项重要制度,可以从制度上约束司法权的行使,对于防止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实现依法办案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完善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侦察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行主诉检查官制度,健全执法办案责任制,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进一步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权威性、有效性、准确性,及时纠正裁判不公的案件。认真执行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切实加强审判工作纪律监督。

第四、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践证明,通过建立和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可以以公开促公正,有效地遏止司法腐败,监督和保证公正司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坚持和完善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制度。司法活动公开进行,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经受社会各方面对司法活动是否公正、公平、公道的评价。而司法活动也应充分注意社会评价,对那些中肯、客观、理智的评价尤其应当十分重视,择善而从。当然,社会评价具有局限性,只能作为司法活动是否公正的一个因素,而不能成为衡量司法公正的一项标准。司法机关对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评价,不能持消极被动应付的态度,而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积极主动地去加以引导。一是司法活动应以公开审判为重心,扩大公开性,增强透明度,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更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司法裁判应充分尊重民意,合理反映社会评价中的正确意见与要求。如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时须考虑到“民愤”因素,就是明智之举。三是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培养公众尽可能地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和评判司法活动的习惯。四是对于具体的司法活动加强宣传解释,使社会对司法活动予以理解、接受、认同。例如举行大案要案新闻发布会,就是一种极好的宣传形式。

舆论监督是一种十分广泛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舆论工具来监督法律的实施。这种监督方式,影响面广,反映最快,震动也大。在实践中,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较快较好地解决。正因为新闻舆论有特殊的效应,因此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制约和保证,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在遵守诉讼程序和法庭秩序的前提下,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全面、公正、如实报道案件的审理,开展舆论监督。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司法权力的监督不论是社会的监督(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还是国家机关的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都只能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式、范围进行监督,不能借监督之名,行干预之实。不允许违反法律规定指责或干扰司法机关依法进行职权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任何方式破坏司法权力的中立性、独立性、程序性、终局性、权威性。

四、适应市场经济和与国际接轨,进行诉讼制度改革

我国先行的诉讼体制有许多成功之处,但毋庸讳言,也存
在一些弊端,尤其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且与国际司法通行做法相去甚远,因而影响了司法公正。当民众对司法腐败的痛恨更甚于刑事犯罪的时候,对保证司法公正的良好制度的渴望便更为迫切。必须按照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的原则积极进行诉讼制度改革。
诉讼制度应朝着控辩式、舆论式发展,弱化法院在诉讼中
的职权主义,使诉讼各方居于合理的地位。庭审应强调公开、平衡,充分保障合法的辩论或辩护权。诉讼过程应具备完善的证据制度与证明规则,将证据效力法定化,使诉讼各方得以遵循详尽的规程活动。诉讼制度改革,要大胆吸收、借鉴一些国际司法实践中通行的原则制度,如无罪推定制度,举证责任制度等。

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是,在我国是否应建立判例制度或者判例指导制度?目前我国各级法院所作的判决都只对本案产生效力。因此,每一个判决都是孤立的,已经生效的判决对相类似甚至相同的待判案件没有约束力,以致最高法院公报上刊出的案例都没有明确的约束力。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许多领域还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法的领域也因成文法过于原则而难以实施;另一方面,全国四级法院每年作出的判决达数百万件,这笔巨大的法律资源被束之高阁,闲置浪费。因此,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司法经验,建立我国的判例制度,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诉讼改革方案。

在现行体制下,由于判决与判决之间没有约束力,因此造成相同或相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一致。在案情相类似的情况下,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判决不一致;法院与法院之间的判决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同一法院不同合议庭之间的判决也出现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导致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没有预见性,甚至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判例及判例法源于英国,与其相对的成文法国家有德国、法国、日本等。由此可见,相同本质的法律可以采取不同的法律形式,而同一法律形式也可以为不同本质的法律所采用。一个国家的法律形式并不仅仅是由法的本质决定的,而且与国家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国际环境有关。因此法律形式作为法律文化遗产,可以相互借鉴与继承。

我国除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大陆法国家的影响较大,就法律形式而言,基本上属于成文法国家。建国后虽然全面废除了旧法统,但成文法的形式基本保留下来。而且,人们对判例法一直持否定态度。现实中一提到判例,马上会有人提出:“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实际上法律形式并不代表法律的本质。我们所采用的成文法形式,同样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因此,“判例”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禁区。何况近几十年来,两大法系正在逐步靠拢,互相借鉴对方有用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如判例法国家美国几十年来制定了不少成文法,而判例在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德国也早已被采纳。日本的六法全书经常结合判例的方式加以编纂。学者们已经认为,在当今日本的民商法学界,离开了民事审判所提供的大量判例,几乎没有办法就民商法本身的内容展开任何实质性讨论。由此可见,判例的大量出现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成文法国家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判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在于,抽象的成文法规范通过包含着类型化案情和具体法律推论判例积累,能够逐渐地明确可以被适用的范围、边界以及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讲,判例首先是一种权威性的法律适用和解释技术,通过这项技术,司法才能以一种更具客观性外观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事实上,不管我们主观上如何认识判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判例的初步形式已经出现。比如,最高法院公报几乎每期都要刊登若干个“案例”,最高法院有关业务庭收集并出版的本院二审判决书汇编;最高法院与各有关院校合编出版的《审判案例要览》;至于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案例选编》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不同层次的案例虽然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作用则不能否定。此外我们还看到,审判实践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下级法院发现相类似的案件已经上诉,就将自己要处理的案件放在一边,等待上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下达后再处理。判例实际上已经在我国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出现,只是没有给予其合法地位,所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应以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程序法为依据,将法院(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纳入严格的程序轨道,取消具体案件的请示制度,先建立其判例指导制度,即充分利用各级法院具有指导意义的判决,在一定范围内赋予这部分判决某种约束力,以其指导审判,待时机成熟后建立判例制度,为公正司法提供样板。

在各项司法制度改革中,司法机关应首先从程序入手,走向司法公正。要特别注意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过去,在立法上我们过分强调程序法的工具作用,忽视程序法的价值意义,客观上造成实体是硬法,程序是软法。在程序法不能独立与缺乏正义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可能获得公平的法律地位,从而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一些司法人员本身是最轻视程序的,如先定后审,强迫调解,自调自记,自审自记,超期立案,超期送达,随意延长期限(即便没有超过法定期限,而尽量使办案期限最大化,使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迅速及时审判的权利,也是有损于司法公信力的),不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等等。但由于无其它部门对司法机关轻视程序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司法机关轻视程序的行为往往畅通无阻,司法公正应当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实体公正,即诉讼的胜负结果符合实体法。它要求司法机关的裁判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使合法的权益受到保护,违法的行为受到应有的追究。实体公正,是人们进行诉讼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也是社会建立司法机构的目的。维护实体公正,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是司法机关的天职。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程序合法。具体地说,就是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行使职权、组织诉讼、作出裁判;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处地位适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合理的规则下进行诉辩活动。公正的程序,实际上是公平的“竞赛规则”,是实体公正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五、加快进行司法机关内部改革
我国司法机关长期沿用行政机关管理模式,严重不适应公
正司法的要求。要按照十五大关于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要求积极进行司法机关内部改革。
第一、对司法机构进行改革。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
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将裁判主体由注重法院审判重塑为法官独立审判,实现法官审与判的结合。一是摒弃案件的把关、审批制度,为实现法官审与判的结合提供前提条件。多年以来,我国的法官可以依程序独立地开庭问案,可以在合议庭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制作所审案件的法律文书,但就是不可以将未经庭长、院长审核的合议庭意见或独任审判意见作为裁判依据,不可以自己签发法律文书。恰恰这两个不可以,构成了当庭宣判的主要障碍。这种层层把关强化审批的制度造成了法官责任不明确。由于案件的决定权不在法官,案件审理的好坏就难以直接与法官个人的责任相联系,从而削弱了法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使法官易于养成不思进取的惰习,助长法官的消极和依赖心理,最终导致法官队伍素质难以提高。二是改革法院内部审判机构的设置,为实现审与判的结合提供便利条件。我国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基本按照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四大审判以及告诉、申诉工作来框定。由于民事法学本身的博大精深,全面地掌握民法学理论并以之析疑断案谈何容易,而时代又要求法官向专家性发展,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是否打破陈旧的法院内部审判机构模式这一问题。在机构设置方面,可根据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将民事审判划分为婚姻家庭审判、债权审判、物权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破产审判等,促使法官快捷掌握审判业务,使法官审判业务相对专业化,实现审与判的结合。

第二、对司法机关人事制度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司法队伍素质不高,司法队伍不纯洁现状的形成,是由于司法机关人员多由人事部门分配而来,大量司法人员来自于部队,来自于企事业单位,有时司法机关甚至成了安排富裕人员的安置所,从而形成人人可以当法官、检察官,法官、检察官人多而不精的局面。法官法、检察官法虽然对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有了明确规定,但不懂法、不知法的人员派至法院、检察院任职的屡见不鲜。要使每一个法官、检察官都能胜任本职,加强培训提高水平是必要的,但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全新的法官、检察官选拔制度。一方面,应当严格执行法官法、检察官法,首先保证法律院校的高才生能够顺利地进入司法机关,同时司法机关有权在较高层次范围内,选拔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的人担任法官、检察官,使司法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法院与法学理论界联系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应从强化司法机关内部人才竞争机制着手,实行上级司法机关法官、检察官从下级司法机关选拔而来的制度,不仅保证上级司法机关的整体水平超过下级司法机关,而且激发法官、检察官的拼搏向上精神。要全面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环境,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司法机关用人机制。对司法队伍要认真进行清理,对那些严重违纪违法的“害群之马”要坚决清除出司法队伍,保持司法干部队伍的纯洁。

(1999年6月写于中央党校研究生部法学班)

参考文献:

肖扬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韩杼滨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刘武俊《公正司法: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载1999年2月8日《法制日报》

高其才《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载1999年3月11日《法制日报》

蒋惠岭《司法体制改革与国家政治结构》,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9期

王 允《浅谈判例指导》,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9期

王 允《从司法权之特性看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4期

李修源、沈德咏《司法公正理性探讨》

孟玲《试论民事诉讼效益目标的实现》,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8期

蒋惠岭《司法权力地方化之利弊与改革》,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2期

蓝向东《公民应有权获得迅速审判》,载1999年4月3日《工人日报》

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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